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，背着一个"装备"齐全的小包。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，"上来吧。"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。
那时，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，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，日子一久，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，张老板打开背包，拿出抹布，先清理一遍灶台，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，用湿抹布哗哗地洗，再用清水把灶台表明清干净。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，重要的工序在后头，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，再均匀地粉刷上去，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。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，一天下来，刷完了10家。
迎着晚霞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，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：总共收入8块钱，但是使用的清漆、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，还落了一身的累。
于是，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。从自信满满地进入，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，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，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、清漆和银粉，当然，大抹布也算赚的。
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、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。恰恰相反，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--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，那个供销社有三间北屋、二十多名员工，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，月薪30块。"那种生活是，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，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，简直让人感到绝望。"张大中回忆。
张大中兄妹七个，排老三。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，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，"很漂亮、非常有想法"。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，是共产党员，但是身体不好，早在文革前、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，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。但是文革当中，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，最终被定为 "反革命罪"。
至今，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"四人帮"给母亲的判决词。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，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。别人的判决词是"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"，或者"仍很嚣张"，而到了他母亲那，却是"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，而且嚣张到了极点"。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。
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。在跟国美谈判时，张大中跟黄光裕说，"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，否则我宁愿30亿跟苏宁谈，也不跟你谈。"这种固执，对手不理解，身边的人也不理解，但是"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决定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哪怕后果很糟糕"。
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，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。
1979年开始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，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，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。张大中的大哥、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，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，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。他瞒着大哥，拿着材料到处上访，市委、中央都跑遍了，"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，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，我才告诉大哥。"张大中回忆道。1980年，落实政策，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，兄妹七个，每人1000。